四库全书 之 兵法七篇 FRE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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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握奇經》是中國古代一部專講陣法的軍事著作。

《握奇經》主要論述古代八陣的組合與運用，用五行和八卦的思想來理解和闡釋八陣，並以奇正之說來討論八陣的戰術變化。

《握奇經》又稱《風後握奇經》、《握機經》、《幄機經》。舊題經文為黃帝的大臣風後所寫，周朝的薑太公加以引申，漢朝的公孫弘註解。一般書後還附有佚名的《握奇經續圖》和題為晉朝的馬隆所述的《八陣圖總述》。此書的真實作者和成書年代，難以詳考，歷來眾說紛紜。書中開篇說：“經曰：八陣，四為正，四為奇，餘奇為握奇。或總稱之。”此為該書名稱的由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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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六韬》又称《太公六韬》或《太公兵法》，旧题周朝的姜尚著，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，作者已不可考，現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。全書以問答形式呈現，以周武王設問、姜太公答之，來探討各種古代軍政議題。

《六韜》一直被懷疑為偽書，特別是清代，更被確定為偽書。然而，1972年4月，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，發現了大批竹簡，其中就有《六韜》的五十多枚，這就證明《六韜》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，對它的懷疑與否定也不攻自破了。

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說：“周西伯昌之脫羑裡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，其事多兵權與奇計，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。”這就確立了姜子牙是中華民族創立韜略理論開山祖的地位。1972年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發掘出的《六韜》殘簡，來校勘存世的各種《六韜》版本和本注，說明了《六韜》一書，在漢武帝以前就流行開了，否定了《六韜》是古人偽託呂尚所著的懷疑，進一步證實了薑子牙在軍事理論上的著述是真實的。

《六韜》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，《六韜》通過周文王、武王與呂望對話的形式，論述治國、治軍和指導戰爭的理論、原則，[3]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，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。司馬遷《史記•齊太公世家》稱：“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。皆宗太公為本謀。”北宋神宗元豐年間，《六韜》被列為《武經七書》之一，為武學必讀之書。《六韜》在16世紀傳入日本，18世紀傳入歐洲，現今已翻譯成日、法、朝、越、英、俄等多種文字。 今存版本有：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、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、敦煌遺書殘本、《群書治要》摘要本、《四庫全書》本、《續古逸叢書》影宋《武經七書》本、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《武經七書》本、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《武經七書直解》影印本。 今本《六韜》共分六卷。

文韜——論治國用人的韜略； 武韜——講用兵的韜略； 龍韜——論軍事組織； 虎韜——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佈陣； 豹韜——論戰術； 犬韜——論軍隊的指揮訓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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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孫子》，又稱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孫武兵法》和《吳孫子兵法》，是中國古代的兵書，作者為春秋末年的齊國人孫武（字長卿）。一般認為，《孫子兵法》成書於專諸刺吳王僚之後至闔閭三年孫武見吳王之間，也即前515至前512年，全書為十三篇，是孫武初次見面贈送給吳王的見面禮；事見司馬遷《史記》：「孫子武者，齊人也，以兵法見吳王闔閭。闔閭曰：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」[1]。

有個別觀點曾認為今本《孫子》應是戰國中晚期孫臏及其弟子的作品[2]，但是銀雀山出土的漢簡（同時在西漢墓葬中出土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孫臏兵法》各一部）已基本否定此說[3]。

《孫子兵法》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書之一[3]。在中國被奉為兵家經典[4]，後世的兵書大多受到它的影響，對中國的軍事學發展影響非常深遠。它也被翻譯成多種語言，在世界軍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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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吴子》又称《吴子兵法》、《吴起兵法》，是一部兵法著作。提出以治為勝，賞罰嚴明，主張在軍隊實行“進有重賞，退有重刑”，做到“令行禁止，嚴不可犯”。提出“用兵之法，教戒為先”，主張通過嚴格的軍事訓練，使士卒掌握各種作戰本領，提高整個軍隊的戰鬥力。強調“簡募良材”，根據士卒體力、技能等條件的不同，合理分工和編組，實現軍隊的優化組合。要求統軍將領“總文武”、“兼剛柔”，具備理、備、果、戒、約的“五慎”條件，掌握氣機、地機、事機、力機四個關鍵的因素。提出“審敵虛實而趨其危”，主張先弄清敵人的虛實，選擇有利時機進攻，以奪取勝利。

《吴子》相传为战国时卫国人吴起所作。今本《吴子》共六篇，与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记载的四十八篇相差甚远。明清以来，许多学者怀疑此书是西汉或六朝时人的伪託之作。现在一般认为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的军事思想的记录。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了许多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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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司馬法》又稱《司馬兵法》或者《司馬穰苴兵法》，為中國著名兵書之一，其成書年代和作者均具爭議。

根據《史記·司馬穰苴列傳》​​記載，戰國初期，齊威王命令大臣追述古代的司馬兵法，同時也把春秋末期齊景公時的將軍司馬穰苴的兵法附入其中。 [1]

《司馬法》最早見於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稱《軍禮司馬法》，共155篇。漢朝以後，該書多有散佚，至唐朝編《隋書·經籍志》時錄為3卷5篇，列入子部兵家類，稱為《司馬法》，即今本《司馬法》 3卷5篇的原型，其中既涉及了春秋時的製度，亦涉及了戰國時的製度。

對於該書的真偽、成書年代及作者誰屬等問題，歷代學者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。部份認為《司馬法》是一部偽書；部份認為史書中的《司馬兵法》、《司馬穰苴兵法》、《司馬法》及《軍禮司馬法》是幾種不同的書；部份認為今本《司馬法》可分為兩部分，前兩篇為古《司馬法》，後三篇為《司馬穰苴兵法》。目前學者一般認為今本《司馬法》不是偽書，歷史上的《司馬兵法》、《司馬穰苴兵法》及《軍禮司馬法》均包含於《司馬法》之中，作者為司馬穰苴及其追論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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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尉繚子》一書，對於它的作者、成書年代以及性質歸屬歷代都頗有爭議。一說《尉繚子》的作者是魏惠王時的隱士，一說為秦始皇時的大樑人尉繚。一般署名是尉繚子。最早著錄於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書中雜家類著錄《尉繚》29篇，兵形勢家類著錄《尉繚》31篇。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《尉繚子》殘簡，說明此書在西漢已流行，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時代。

《尉繚子》的軍事思想具有戰國時代的特色，頗有價值。宋元豐年間（1078年—1085年），被定為《武經七書》之一，為武學科舉必讀的兵學教材。雖然此書多少有其時代局限，但書中最後結語說：「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，...能殺其半者，威加海內...，故曰：『百萬之眾不用命，不如萬人之鬥也...』。」文中(殺)為裁減之意，明確指出精兵主義之必要性，值得後人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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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黃石公三略》原名《黃石公記》。舊題黃石公撰。學者一般認為此書是後人託名偽作，其真實作者已不可考，認為大約成書於西漢末年。

此書側重於從政治策略上闡明治國用兵的道理，不同於其他兵書。它是一部糅合了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，專論戰略的兵書。南宋晁公武稱其：“論用兵機之妙、嚴明之決，軍可以死易生，國可以存易亡。”北宋神宗元豐年間被列《武經七書》之一。